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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找不到本人的地位

朱自清找不到本人的地位
  • 产品名称:朱自清找不到本人的地位
  • 产品简介:原标题:许纪霖 | 从象牙塔到穷乡僻壤的朱自清(上) 简介 朱自清的毕生的变更,好像意味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某种难以顺从的宿命--从平和到保守,从象牙塔到穷乡僻壤,从传统的知识分子到无机的知识分子。 文丨许纪霖 朱自清留给历史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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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许纪霖 | 从象牙塔到穷乡僻壤的朱自清(上)

简介

朱自清的毕生的变更,好像意味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某种难以顺从的宿命--从平和到保守,从象牙塔到穷乡僻壤,从传统的知识分子到无机的知识分子。

文丨许纪霖

朱自清留给历史的,好像是两个一模一样的抽象,一个是写了《背影》、《菏塘月色》这样经典名作的白话散文大师,另一个是毛泽东亲定的“宁肯饿死,不领美国的‘接济粮’”的“现代伯夷”。我知道,这两重抽象一个代表着朱自清的早年,另一个意味着他的暮年,但我依然被他们之间的宏大反差所怀疑。我老是想寻觅两者之间的某种关系,不想以司空见惯的“转变”二字简略地敷衍过去。

在他逝世前八个月,朱自清已经写过一篇《论不满近况》的杂文,在最后谈到象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事实际遇: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当初这年初,象牙塔下曾经酿成了十字街,大赢家彩票,而且这塔曾经开始在装配了。于是乎他们生怕只要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起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假如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不由得要结合起来着手打破它的。

▲朱自清

象牙塔与十字陌头,在古代中国话语中,是两个家喻户晓的隐喻。朱自清当了二十年的清华资深教学,是尺度的塔中之人,象他如许的自由知识分子,毕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汗青潮水,推进着他走向穷乡僻壤,参加扭秧歌的人群?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驱力,促使他改革思惟,自发地从“知识阶级的态度”到“国民的破场”?以前的研讨多是从时期的内部要素剖析朱自清的“改变”,但我认为,朱自清的“转变”是内涵的,有其本身的思想布景,那就是从五四时代播下的平易近粹主义种子。

理解了朱自清的民粹主义思想背景,就理解了他的“转变”并非从天而降,也就可以懂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变得日趋保守,理解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践上从四十年代末就曾经静静地开始。

1

五四时期的民粹洗礼

在现代中国知识群体之中,有两类影响比较大的知识分子,一类是自由知识分子,另一类是民粹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并非实践意义上的思想或政治派系的划分,而仅仅是一种粗线条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差别。望文生义,他们分辨遭到了现代中国两种极有权势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一种是自由主义,另一种就是民粹主义。这两种思潮,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端,就简直同时呈现在中国,深刻地影响着知识界的思想政治取向,主导着知识群体的分化。

▲五四新文化活动

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虽然不象俄国那样有比较独立的、充足的开展,但依然有其不可疏忽的潜在动能。民粹主义(POPULISM)亦可翻译为平民主义,从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与农村小出产者在现代化中面对的成绩相干的浩繁运动和实践。这类运动经常把乡村生涯中的社会传统理想化,想在大范围的本钱主义和权要社会主义南北极之间走一条温和的中坚途径。”依照顾昕的研究,中国的民粹主义,与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一样,拥有知识庞杂性的特点,有无政府主义的休息主义、卢梭人民主权论式的民主思想以及俄国民粹主义的认识状态。民粹主义者们追求经过社会改造,以建立一个社会公平与同等的新次序。

中国的马列主义在出生之时也遭到了民粹主义的知识滋润。不过,民粹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开展成一种独立的、有着自己赫然旗号和主意的社会思潮,而是作为一种隐性的、又相称广泛化的精神因素,深深地浸透到除自由主义之外的众多流派与群体之中,好比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鲁迅、郭沫若等右翼保守知识分子、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城市改造派,以及一大批温和的、具有外乡色彩的平民知识分子。

▲朱自清(左二)在北大时期,与友人在万寿山合影

朱自清并不是一个严厉意义上的民粹知识分子,比较确实地说,他应当属于具有民粹倾向的自由知识分子。朱自清出生北大,他是新潮社的成员。五四时期北大的两大先生社团新潮社和国民社,前者比较具有自由主义颜色,后者更多民粹主义偏向,但在事先这两大思潮都是属于东方的新学,正常知识分子都同时禁受了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双重洗礼,他们临时没有才能将二者加以取舍和区别,因此新潮社的成员在五四时期也往往具有昏黄的民粹倾向。比方在《新潮》第一期上,罗家伦就宣布文章,以为二十世纪的海潮将是俄国式的社会反动,它将使民主战胜帝王、平民战胜军阀、劳工克服资本家。

朱自清也是这样。因为对新文学、新文化的兴致,朱自清加入了新潮社,但他与国民社的成员尤其是邓中夏的关系也不错。在民粹主义的思潮鼓荡下,1920年3 月北大成立了以国民社为主干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促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新潮社的一些成员也参加了,朱自清更是成为此中的活泼分子,担负讲演团的第四组书记,到城里和郊县到处作报告,向平民民众说明“平民教导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留念休息节”、“我们为什么请求知识”等等。

▲1921年,朱自清(左三)与王静之等人成立晨曦文学社

五四时期的青年先生是保守的,新潮社的保守表现在文化变更上,而国民社的保守表示在社会改造上。但朱自清却是温和的。与他一同编过《新潮》稿件的孙伏园后往返忆说:

佩弦(朱自清的字号--引者)有一个战争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必激烈安慰的言词,也素来没有情感激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岁的年纪。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后生可畏,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胜利有实践的裨益,对于不一的异见有调停的作用,甚至他一生的学识实业也奠定在这种性格。

温和的不只是性格,还有他对各类主义和门户的宽容和兼容并蓄。在这一点上,朱自清很象他的老校长蔡元培师长教师。无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东方新文化,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朱自清都以一种开放的姿势加以汲取。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和学者,朱自清的知识构造是复杂、多元的,因此也存在多种开展的可能。即便当前新文化运动决裂了,知识分子分化成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两大营垒,朱自清仍然与各家各派坚持着杰出的关系,这不只仅由于是性格的中庸,更主要的是他思想底处的正色--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兼而有之,因而,无论与后来成为保守的反动者邓中夏,还是与新潮社的其余自由主义成员都可以找到局部独特的言语。他是一个在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边沿行走的知识分子。

▲耸立于清华荷塘边的朱自清汉白玉泥像

1925年,朱自清经新潮社的挚友俞平伯的推举,回到北京,进入清华中文系教书,始终到逝世都不曾分开过清华。清华、北大、燕京等北京的高级学府临时以来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在这些国立或教会大学里任教的传授们,大都从欧美留学归来,大赢家彩票,享用着优裕的工资支出,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很轻易构成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气氛。这样的情况,对朱自清来说,天然是很感亲热的,也对他起到了某种耳濡目染的感化。

不过,在清华园里,居于主流位置的是那些留学西洋的“洋教授”,而象朱自清这样没有啃过洋面包的“土教授”,即使是北台甫牌出身的,也总是有点被人看不起。反过去说,朱自清他们也看不惯那些“洋教授”身上的贵族味。他的清华中文系共事、西北大学毕业的浦江清,因为厌恶徐志摩一类欧化教授的“滥情”与“肉麻”,甚至提议办一个杂志,名曰《逆流》,意思是“以打倒高等华人、建立民族独立文化为目标”,“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朱自清对此应该也有同感。

固然身在自在主义的年夜本营北京,但朱自清的心仿佛仍是与北方近一些。二十年月初,当他在上海、江浙一带教书时,意识了一批真正称得上是气味相投的朋友:叶圣陶、郑振铎、夏沔尊等。这些友人都是江浙人,有着江浙知识分子特有的感性跟宽容。他们象朱自清一样,都是新文学的热情宣传者,写得一手美丽的口语散文。他们接收过五四新文化的浸礼,但传统文明的基础也很深,无论对中西之学,都取温和的厚此薄彼立场。大略都未曾出洋留学,与地盘的关联比拟亲密,他们身上都不个别自由常识分子那种精豪气,反而多了一股源于外乡的布衣气味。

▲1921年,朱自清欢迎俞平伯赴美国考核时在杭州合影

作为民粹知识分子,正如一个叶圣陶的研究者所说:他们“没有鲁迅的深刻与峻急,也没有鲁迅的深广忧愤与深层苦痛;不像郭沫若那样热情豪放大方激动,也不像郭沫若那样阿从时髦苦心应变。”他们所表现的人格更是一种传统儒家的正人人格,寻求的是“精神世界的天然协调、特性气质的淡泊平易、人格建树的稳固完善”。可以说,这是一群温和的民粹主义者,朱自清无论从文化特性还是精神情质来说,都与叶圣陶等人十分相契,他与他们几乎是一见如故,成为毕生的好友,而且在风波幻化的多少十年岁月中,一直保持着差未几同步的人生轨迹。

堪称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朱自清与身边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的间隔,要比上海这批温和的民粹知识分子要隔阂得多。起因无它,就是因为朱自清与叶圣陶等是统一类人。试看他的那些喜闻乐见的散文名作,无论是《背影》,还是《荷塘月色》,不都流露出作者那一份对做作与土壤的迷恋,以及对平民纯朴品德的感慨?这些都是在胡适、徐志摩等自由知识分子那里所读不到的,却与江南的民粹作风十分吻合。身为清华的教授、自由知识群体中的一员,朱自清切实有点不同凡响。他的民粹主义的另一面性格,将成为以后走向激退化的最重要潜因。

2

风暴前后的“那里走”

现代中国事个不断激退化的年代,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总是在象牙塔与穷乡僻壤之间苦苦挣扎。朱自清本来的妄想是为人生而文学和教育救国,但时事却让他在书斋中无法坐稳,艰巨地一步步逼出象牙塔,离开街头。

在朱自清的一生中,已经有两次走上街头,第一次是1925-1927 年的大反动时期,他被溅了一身血,惊骇地逃回了塔中。第二次是1945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归去过,一直到死。这一变化基础合乎大少数同志的人生轨迹--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化与激退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时期起崎岖伏,直至四十年代后半期才得以最后完成。

▲1932年朱自清等欧洲回国途中摄于Conte Rosso号海轮上

北大结业以后,朱自清本来有自己明白的人生目的,写自己的诗,作自己的文,教自己的书,持续那五四开始的启蒙航程。但是,上海的“五卅”和北京的“三?一八”两场大屠杀却攻破了人生的安静。“五卅”血案发生的时分,朱自清还在景致恼人的白马湖教书,当他据说南京路上血流漂杵的新闻,居然一反平常的冲淡平和,疾笔写下了那首有名的《血歌》,急促的、腾跃的句子犹如暴风、急雨、鼓点,冲击着他的心灵。那天以后,朱自清便得到了昔日的安定。还有更震动的阅历在前面等着他。回到北京没有多久,就产生了“三?一八”惨案。那天朱自清也随着清华的步队去在朝府示威。千万没有料到,迎接他们的竟然是枪管子里射出来的枪弹!且看他预先写的回想:

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后来还以为是空枪呢(这时已忘却了看见装子弹的事) 。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下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即明白屠杀已在停止!这时并不惧怕,只悄悄的留神自己的运命,其他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

▲“三?一八”惨案

在这一片死的静默之中,朱自清第一次感到了恐怖,感到了暗中的无涯。他的年轻先生、早上还浅笑着向自己打召唤的韦杰三君,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没有醒来。朱自清悲愤地继承写道:

这回的屠戮,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情,并且是“同胞的子弹”,咱们将何故间执他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当局之前,青天白日之下,屠杀之缺乏,继之以掳掠,剥尸,这各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公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

悲愤之余,朱自清觉得的是一片虚无,文化启蒙、教育救国的幻想在血的可怕眼前无情地破灭,他感到无路可走,但又不想躲避,只能严正地问自己:

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样办?

▲朱自清与老婆陈竹隐

朱自清暂时找不到谜底。他茫然了。北方的国民大反动热火朝天,不少知识分子在暴力与恐惧面前,纷纭废弃了启蒙,南下投身反动的洪流。但朱自清依然在徘徊。早在两年以前,他北大时期的好朋友邓中夏就提示他“不要坐在暖阁中做古诗”,“须从事反动的实践运动”。虽然,朱自清敬仰反动者的勇气(他还专门为邓中夏写过一首热忱弥漫的颂诗),但他明确自己只是一介墨客,在暴力面前,会“胆怯”和“手颤”,他不满自己内心的懦弱,但又没有反动的勇气。朱自清是真挚和严肃的,他不会为自己的脆弱辩解和摆脱,他只是不断地暗自拷问自己的良知,一直地思考,却一直不肯付诸以行动。作为民粹主义者,朱自清在道义上感到邓中夏这些反动者是对的,但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在明智上还有一些想不明白的处所。不明白,就不愿盲从。理性的执着禁止了他成为一个保守的反动者。

比及大反动失败,朱自清就更想不明白了。1927年以后的那些日子里,几乎一切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粹主义者,都堕入了彷惶的地步。在万般无法之中,原来的新潮社朋友俞平伯,跟随其教师周作人,加入了闲适派行列。但朱自清学不会那样地超然,他的内心还不足热,还有良知,他的处世态度要严肃得多,他不想自我诈骗,自我麻醉,更不想游戏人生。虽然想不明白,朱自清还是痛苦地在思考,极力想在一团思路的乱麻中理出一个脉络。这就是他在1928年写下的《那里走》。

▲朱自清全家福

正如文章的题目所标明的,朱自清在历史的大转机关头似乎一会儿被抛出了原有的轨道,得到了应有的自信。实践上,朱自清本来就不太自信,他的信奉常常堕入虚无。象朱自清这样一代知识分子,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了太多的“主义”,而且继续了五四的疑惑精神,并不愿容易地接受或皈依某一种信仰,他们对一切信奉都关闭着门户,反而浮现出心坎的无下落与充实。五四以后,不少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信奉虚无感,朱自清似乎愈甚,他在二十年代初写下的很多精美的、哀伤的诗歌散文,恰是这种心情的实在写照。比如,1922年写就的散文《匆匆》就吐露得很充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分,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分;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分。但是,聪慧的,你告知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在押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可能做些什么呢?只要徘徊罢了,只要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促里,除彷徨外,又剩些什么呢?

这不是一般青年人怀春的难过,而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信仰上的虚空。因为虚空,没有什么可托仰,朱自清只能持一种算不得信仰的信仰,即他所谓的“刹那主义”:既不难过过去,也不忧愁未来,只是平平常凡地将面前霎时的事件做好。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生活哲学,并不克不及处理价值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的出席以及随之而来的豪情之匮乏,成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一个普遍性的神经病症。相形之下,充满着热闹的信仰,领有炽热的理想,正是保守的民粹主义者所特有的,它不只吸引了宽大青年,而且也令朱自清羡慕不已。直到步入中年的时分,他还分外羡慕茅盾,爱慕茅公的有主张,有信仰,而且是持之以恒的信仰。

▲1932年朱自清(右四)与陈竹隐(右一)摄于清华藏书楼

但是,处于虚无中的朱自清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五四留下了太多的精神乌托邦,只管它们缺乏深入的最终关心作为根基,但依然是漂亮的、动听的。就象叶圣陶小说《倪焕之》中的那个主人公那样,朱自清依然希翼着启蒙的远景,希翼着文化能转变所有。然而,这一切蓝色的梦,都被血腥的暴力打得破碎,在他还没有想清楚投身反动的时分,反动又流产了。原来,自己不外是一个同叶圣陶普通的“达观的幻想主义者”,一个不自信的“寻路的人”,“只是想在旧世界里找些新路而已”,现在,连路都没有了,你究竟往那边走呢?

朱自清悲哀地认识到,在反动与反反动的激烈阶级抵触中,自己作为“知识阶级”中的一员,曾经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之所以“多余”,乃是因为曾经分歧时代。朱自清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先非常风行的历史唯物史观对他不可能不发生影响。他是信任历史退化论的,进而也相信历史开展有其自身的法则,时代总是在提高,而团体的悲痛往往在于滞留在过去:

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束缚到国家的束缚,从国家的束缚到Class Struggle;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反动到政治的反动。……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束缚,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调里,我们要的是反动,有的是独裁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兴许就是理想与实践的差别。

▲1933年春朱自清夫妇(左六、七)在郑振铎宅前合影

朱自清在这里发明了五四以来的“时代”变化,重新文化运动(自我的束缚)一变为爱国主义运动(国度的束缚),再变为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 对于象朱自清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只要发蒙时代才是属于他们的时代。只要在谁人时代中,知识分子作为大众的精力导师,才干取得足够的历史自负和自力认识。但是,启蒙的时代很快就从前了,先是爱国运动的狂热,随后是剧烈而残暴的阶级奋斗。一旦“思想的反动”被“政治的反动”所替代,团体的束缚、思想的自由和学理的研究就通通得到了意思,替换它们的,是群体的斗争、行为的纲要和主义的宣扬。那么,在这样一个不再是启蒙、而是举动的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安在?

朱自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年青而狂热的新一代行动者突起面前, 象他这样的文化启蒙者似乎真的“过剩”了。朱自清不是一个动摇的自由主义者,他无从谢绝民粹主义的认识形态,因而也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秉性发生了猜忌。在大反动掉败前后,在右翼知识界涌现了一股“打倒知识阶级”的反智主义潮流,要求知识分子“战胜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根性,”,“尽力失掉阶级认识”,与“‘肮脏’的工农大众”孤芳自赏。朱自清显然遭到了这股潮流的压力。他不同意“打垮知识阶级”,却不得不接受知识阶级曾经消亡、重生的阶级曾经生长起来这一现实。他得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底本所具有的那份自信,甚至连自己的断定能否准确也无从断定。一种肤浅的阶级分析观点,使得他堕入了绝对主义的怅惘之中:

我们的标准建造在我们的阶级认识上,是不用说的。他们是,在打算着打倒这阶级的全体,倘何有于区区评估的标准?……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的阶级认识反应在里边,也自有其理论上的实现。我们只是咒骂,怨毒,都不相关;要看总Struggle若何,才有分晓。可怜我认为我们Struggle的气力,似已幽微;各方面自由的,无私的开展,失了集中的步地。他们倒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顾虑地拼命上前搏斗;真专制的规律将他们凝固成铁一般的力气。

▲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在“我们”(知识阶级)与“他们”(反动阶级)的比较之下,朱自清发现了“我们”的微弱、正在“向着灭亡走”。既然看清了“历史的法令”,朱自清禁不住不问自己: “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掉队者?”为此他反重复复地拷问自己,解剖魂灵,最后得出了疼痛的论断:

我剖解本人,看清我是一个不配反动的人!这小半因为我的性情,泰半因为我的素养,总之,能够说是运命划定的吧。……我在Petty Bourgeoisie (小资产阶层--引者注)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爱好,思维、论理,与行动的方法,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

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纪比我大的人, 本来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无产阶级--引者注)去了。但我想这也许是蠢才,而我不是的;也许是投契,而我也不能的。在岔路之前,我只要彷惶罢了。

在这段诚挚而悲哀的的内心表达之中,朱自清表现了他全部的苦楚和矛盾。在理性层面,他曾经成为民粹主义的俘虏,得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那种自我确定和自我庄严,他不得不接受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阶级(属于Petty Bourgeoisie),而且是“灭亡的阶级”的民粹思潮,但在感情和行动的层面,朱自清却不象一些同道那样,悍然不顾地追逐时代,投机反动,昨天还是Petty Bourgeoisie中的一员,明天曾经摇身一变, 成为坚决的Proletariat了。朱自清乐意跟着时代走,乐意先进, 反逆流在象他这样深受退化论影响的知识分子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但他与他人纷歧样的是,在追赶进步的同时,他还有内心的真诚,还有自己的良知。他不愿做违反自己特性、自己爱好的事情。早在大反动热潮的时辰,就有朋友来找他,劝他加入反动党,可以做些反动的宣传事务。但朱自清却以“性格与时代的矛盾”而婉拒了,他觉得自己“还是超然的好”。

▲1935年朱自清夫妇和冯友兰、叶石荪佳耦等摄于清华园

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说究竟也是特性与喜好的立场,就是以自我为核心的、以知识知己为基点的独立立场,它并不自然属于任何阶级,甚至自身也不成为一个独立的、固定的阶级,用卡尔?曼海姆的话说,是“自由沉没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具备这样的秉性。但1925年以后政治斗争的狂热强迫知识分子必需在分歧的阶级或好处团体之间停止抉择,这种“知识分子无机化”的进程,使得五四时期本来一大量传统的、自由的知识分子,成为无机的、党派的知识分子。朱自清虽然否认这一“知识分子无机化”的趋向不成逆转,但外行动上依然坚强地顺从自己被政治或党派“无机化”。朱自清是异样抵触的:在思想层面,朱自清逐步遭到唯物史不雅、阶级分析、普罗认识等民粹时潮的影响,再也无奈在理性上自信,但外行为层面,他依然执拗地据守五四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希翼顾全自己的独立不羁之身。

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党派的斗争是那样地激烈、那样地残酷,朱自清想要明哲保身,拒斥被“无机化”,惟有逃避一途。回避也有不同的路数,可以如魏晋名流一般酒绿灯红、吃苦人生,也可以象周作人、俞平伯那样躲到安逸的文学中去。但素性严肃的朱自清情愿挑选第三种逃避:隐入国学的象牙塔中。在他看来,“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忧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保险的逃避所。”。几乎有点自嘲地,他说自己终于找到了要走的路:

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文娱’;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粹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文娱’。这即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可以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

是的,全然不晓得。朱自清在万般虚无之中,只能这样“找一件事,钻了出来,消磨了这终生”了。

本文来自卑风号,仅代表微风号自媒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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